新能源产业尚需破解三大难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已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拉开帷幕。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重大挑战，与会各国能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内达成共识，并签署新的法律性文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已向世界各国做出庄严承诺。今年11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此次会议同时还决定，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节能产品之外，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应用及推广也将起到关键作用。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是风电设备生产大国，拥有80多家风电整机厂;从2006年开始，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连年翻番，到2008年已达到1215.3万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1.5%;2007年，我国太阳能电池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2008年延续了高速增长的趋势，全年产量超过2GW。

　　尽管我国新能源产业在制造领域已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其应用环节却远远滞后于制造业的发展进程，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是制约新能源市场推广的主要原因。从德国等新能源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来看，无论是风力发电还是太阳能光伏发电，政府补贴电价都是推动新能源应用的原动力。由于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其发电成本将逐年升高，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新能源发电成本则将逐年降低，当两条成本曲线交汇于一点之后，就意味着新能源产业正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政府补贴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新能源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让两条曲线交汇的时间点尽可能提前。换句话说，今天的补贴正是为了明天不再补贴。

　　除政策扶持之外，突破技术瓶颈也是新能源企业的“必答题”。一方面，发电成本的降低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新能源发电在并入电网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技术难点需要解决。风能、太阳能都是随机能源，其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会对电网的调度、管理带来不便，这就要求整个电网走向智能化。此外，我国风电的发展还面临一个特殊的困难，就是我国风力资源大多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用电负荷中心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对电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新能源的发展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了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应包括“实质性地增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帮助，促进其技术开发、推广和转让”。全球气候变暖是过去200多年来工业化的结果，我们坚持世界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意味着在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行动中，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在资金和技术两个层面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

　　事实上，减少碳排放已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议题。《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认为，西方国家提出的“碳货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世界统治精英的战略利益”。尽管我们不能完全赞同其观点，但“减碳”议题的背后的确隐藏着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博弈。近日，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以怀疑中国利用产业政策“套取”补贴为由暂停核准对数十家中国风力发电场的补贴;而在11月初举行的第二十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中方出于善意也表示同意取消风力发电设备投标中的国产化率必须达到70%的现行政策。新能源产业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中国可以从欧洲国家的政策中获益从而实现新能源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可能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面临市场缩水的困境。中国新能源产业要驶上快车道，除了需要开启政策和技术这两扇大门之外，还必须学会应对形形色色的贸易摩擦，在竞争中提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