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代工懵懂:英特尔爱上深圳速度
英特尔执行副总裁唐克锐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又是深圳,短短的两天时间里,他密集地见了一拨又一拨的“小工厂主”。这种称谓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把这些分散在珠三角的生产键盘、模具、电源的厂商一个个单拎出来,很多都只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amcfsurvey.com/article/198223.htm但包括唐克锐在内的英特尔高管们却对拜访深圳这件事乐此不疲,“每隔一两个月,那些大人物都会来这边一次,而在三年前,让一个副总裁级别的人来视察绝对是不现实的。”老周(化名)是英特尔在深圳对接合作伙伴的一线经理,他现在可是总部的热门人物,一些部门甚至主动拿出自己的预算,让他帮着张罗在深圳办个会,只为见见那些“小工厂主”。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英特尔新任CEO科再奇则在北京和中国区总裁杨叙商量着如何加大在深圳的投资。在近期的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他刚刚向全球展示了来自深圳的平板电脑。这被认为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尤其对于中国区的团队来说,他们正在试图让深圳成为英特尔的下一个动力源泉。
“我在英特尔待了19年,像今天这样在一个(本土市场之外的)国家专门设置团队,从后端一直延伸出几百人的支持团队,还是头一次,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投入还在继续。”英特尔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运营总监洪力称。
主角和配角
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在三年前,当英特尔提出超极本的概念时,只是无意识地让深圳也参与了一些准备工作,主要工作依然是在美国和台湾。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积累,两地之间的配合完全可以概括整条PC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而最终一个小小的突破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满足超极本的厚度要求,键盘被认为是第一批需要变薄的零部件。台湾团队当时提出的方案是3.5毫米,深圳的反而厚一点,为3.7毫米。但不同的是成本相差很多,深圳的报价跟传统的键盘几乎没有差别,当总部得知这出自于一家知名度并不高的深圳厂商时非常吃惊。
他们最终把这个项目给了深圳。而且仅仅三个月,深圳就做出了可商用化的成品,这起码比台湾的正常周期快了两个月。“我们开始给国外大的OEM厂商供货,结果供不应求,总部也第一次觉得深圳的产业链很惊人。”老周告诉本报记者。紧接着,在外壳、电池等超极本最核心的几个零部件上,深圳都出人意料地远远甩开了台湾。
英特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更接受金属外壳,但这比塑胶外壳成本高了不少,苹果MacAir的外壳成本达到了100美金。而深圳有非常多此前并没有做过PC加工的冲压工厂,他们非常擅长做一种金属和塑胶相混合的外壳。这种产品的外层是金属件,内层则是塑胶件,利用冲压技术把它们紧紧地压在一起。这一套只需要30美金,甚至可以更便宜。关键的是,在经过一系列的跌落测试和设计之后,它的强度也达到了标准。
当然还有电池,超极本的厚度要求决定了它只能选择更轻便的锂电池,深圳在这方面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老周的团队几乎没有费劲,就找到了几家愿意给超极本供货的锂电池厂商。
就这样,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深圳的团队实际上就拿到了总部足够多的授权。基本上变成了深圳的团队在主导整件事情。决定权开始转移,总部把很多决定权放到前线来,因为他们发现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很多事情将无法推进,尤其是在技术性决策上。
英特尔中国区此前更习惯于等着总部或者台湾“下命令”,深圳的团队会把发现的潜在需求反馈给后方,等到总部验证之后,再把任务分配给相应的团队。“但现在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件事为什么要做,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周称,“他们反而成了配角,完全在后方支持我们。”
奇特的“工模”
与此同时,合作伙伴的订单开始激增。那些以前并不专注PC零部件的厂商的确经历了几个月的阵痛,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合作也都没有太强的信心。英特尔在那个阶段帮助他们去推翻原有的思维方式,改变供应链的结构。结果没过多久,苦日子便结束了。几家键盘厂商以前充其量算是三流厂商,最多能接到二流OEM的订单,但现在他们已经能和台湾的一流厂商平起平坐,订单也大多来自于像联想这样的国际品牌。
2011年,深圳也有了专门的产业链大会,这个类型的会议在台湾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两者的悬殊越拉越大,第一年,台湾比深圳多了100多家供应商,第二年就持平了,而到了今年,深圳的参会人数比台湾多了30%。一些厂商开始只参加深圳的会议,而放弃投入产出比并不高的台湾。
杨叙连续参加了三届,“第一次印象深刻,我们租了一个并不大的场地,当时连走廊和过道都坐满了人,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而在今年的第三届会议上,英特尔已经有了多个分会场。经济观察报记者被禁止进入会场,因为不同于其他的内部会议,围绕着超极本、“二合一”和平板电脑的零部件都成了非常成熟的生意。
深圳独有的“工模”模式开始凸显效应,这是台湾从未产生过的商业模式。深圳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它们会先把自己的业务模块化和流程化,然后再自发地去横向和其他环节的厂商对接,而整个过程都不需要有一个厂商去主导。联发科曾经在深圳掀起的“山寨风暴”已经把市场教育好了,它们习惯于找到一种“TurnKey(交钥匙)”式的解决方案。
这跟台湾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那里的产业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互动,触摸屏的厂商根本不可能知道显示屏厂商的新技术。“而在深圳,你在A厂商看到的产品,没过几天,B厂商就会有了。”老周称。
这种模式极大地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英特尔如今只需要定义一个“工模”,产业链就会自动地去完善它。Windows8在去年9月上市没多久,各式各样有触摸屏的PC平板二合一产品就出现了,这就是工模的结果。
到了2012年底,深圳已经成了英特尔绝对的核心,前一年公布的3亿美金的超极本基金有一部分投在了这里。英特尔的高管们也开始在公开场合评价这个他们曾经有些“不屑(因为山寨横行)”的地区,“它会成为全球智能设备的创新中心。”杨叙说。
下一个联想?
英特尔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即便媒体对此的注解不那么乐观。在他们看来,英特尔在移动终端领域迟迟打不开局面,使得这家科技巨头在三星等强势厂商面前失去了话语权,才不得不去“讨好”那些山寨厂商。
这正是因为英特尔希望在平板电脑上做得更多,英特尔董事长安迪·布莱恩特在11月明确地表示英特尔已经落后了,“我们似乎迷路了,我们拒绝平板电脑,这使公司陷入困境,我们必须赶上来。”据科再奇透露,2014年英特尔在平板电脑芯片上的出货量目标将达到4000万颗。
而且跟超极本很大的不同是,英特尔不仅仅限于与零部件厂商的合作,它开始扶植像蓝魔这样的本土OEM厂商。洪力甚至拿这件事和曾经的联想类比,“1994年,我一天到晚给总部写邮件,告诉他们谁叫联想,为什么要支持它。那时联想的营业目标非常低,而IBM、康柏和惠普才是真正的巨头。所有的人都在问这样投入是不是值得,但现在你看,联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深圳过往两年的变化使得英特尔不再迷信大品牌,它在进入智能手机芯片领域时,选择的是像联想、中兴这样的大厂商。“平板电脑一部分的OEM都在深圳,这跟超极本有很大不同,它们还集中在台湾。深圳不仅有成熟的制造体系,还有个大市场。”老周称。
这是英特尔选择更进一步的主要原因。它把工模延伸成了“MRD(主参考设计)”,它们会做出一些很完整,而且达到量产质量的参考设计,一些小厂商甚至可以直接生产销售。除了技术支持和打通产业链之外,英特尔还导入了它在全球的销售渠道和品牌资源。
“有的厂商开始战略性地转向平板电脑,它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快速地与产业链上的各种供应商建立关系。而当它做出产品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渠道计划,就是把好的产品设计带给全球的用户。”洪力称。
为此,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们开始了“15×6”的工作时间,即每天工作15小时,周末还要加班。这完全是深圳当地厂商的工作节奏,“为什么工程师晚上8点就下班了?”刚开始推进平板电脑业务,洪力经常会接到这样的投诉。
那些小的OEM厂商以及山寨厂商对时间的敏感度极高,因为这往往决定着产品的最终销量。英特尔中国区移动通讯事业部业务拓展与客户营销总监StephanieHallford说:“英特尔以前每推出一个平台,跟OEM对接的周期大概是8到12个月,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减少到6个月以内,甚至2到3个月。”
在与蓝魔的合作中,英特尔相关的销售人员基本每天都会在蓝魔上班。产品临上市时,双方都想临时更换一个更好的屏,但在之后的调试中出现了兼容的问题。他们熬了四天夜,最终解决了问题。而同样的事情放在之前,英特尔一般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类似于蓝魔这样的合作伙伴,英特尔已经有了14家。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一些体量更小的OEM厂商还是很难得到与英特尔合作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能提供更完整解决方案的厂商,而这才是深圳产业链基数最庞大的族群。
杨叙也看到了这块市场,在他看来,深圳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完善支持体系。”而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高通和联发科也在时刻瞄着深圳,尤其是后者,无数的“小工厂主”还在期待着它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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