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硅谷新能源：依然僵冻的政策市场

　　在硅谷采访新能源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拜访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老先生。

　　吴老先生是1930年代生人，解放前赴美留学，1956年追随钱学森回国。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吴锡九既见证了新生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渴求，又经历不曾预料的“反右”、“反知”和文革动荡，因为其父解放前是民族工业家，吴家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折磨可想而知。1978年，吴锡九被政府特批出国继承遗产，遂扎根硅谷，在惠普工作。1985年，惠普中国作为中美第一家合资高科技企业得以建立，其后就有吴锡九的身影。又一个20年后，吴锡九看到硅谷的转型趋势，决意要在古稀之年做点事情推动中美两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这就有了2008年非盈利组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的建立。

　　说起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吴老先生和他夫人兴致极高，特意抱出两本厚厚相册给我看。那一张张老旧、泛黄的照片，是这几十年来中美科技产业交流的一个个断章、片断与缩影，也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两国史。

　　“国家(层面的事)总是比较沉重。对不对?”在说起中美能源关系时，吴锡九这么说，他的普通话还是少年留下的沪上口音，快促而柔和，“但在民间和企业的层面，双方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美国在创新方面有很大的量，而中国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有很大的市场，还有中国的基建标准比较统一，所以比如在智能电网等方面，中国比美国更有利于推动技术试验。”

　　同样，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David对中美两国非政府层次的新能源合作更加乐观——他顺便讽刺了一下两国政府在减排、技术转让方面无谓的争论——并进一步指出，双方新能源关系更多是竞争还是合作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能源与技术的具体性质。比如在水处理领域，美国可以转移一些成熟技术到中国来，但是“如果对双方而言都是技术和商业化发展空间巨大的产业，那么双方可能很难存在真正的合作。”David问道：“为什么中国公司一定要跟美国公司合作呢?你们现在做风能、太阳能、发展电动车，不都做得不错吗?现在伯克利这个国家实验室总共有3000人，而中国人就有300人，中国根本不缺研发人才。20年前中国启动汽车工业的时候，只有小部分零部件由中国制造，现在除了一些核心技术，你们能做到基本国产化，甚至现在还有了比亚迪。这就是证明。”他说。

　　还有一个证明。

　　当我那晚问起吴锡九老先生怎么看待国内近两年来兴起的“山寨”现象时，他呵呵笑道“那很不错啊，很有意思”，边说边抄过边上茶几他用的手机给我看，说是他上次回国时花几百块人民币买的。呃!居然真的是个山寨手机。我在硅谷被“雷”到了。